生活垃圾分类方案：46城市先行强制分类
由于权利救济的诸种渠道有制度化的程序，所以，负责权利救济的机构须依照法定程序开展工作，从而存在相应的时空场景和救济成本。
第二，项目区建设和土地规模化经营导致对劳动力需求锐减，从长远来看，虽是大势所趋，但在非农转移渠道不通畅、农民社会保障不健全的情形下，若不考虑社会承受力及大量失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这种规模经营尚存有一定风险。正如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陈锡文副组长所告诫的：关于土地问题的使用，一定要有非常周全的考虑，不是单一的目标，而是综合目标，要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而不是只解决一个问题。
在制度上，要求在现有政策的基础上，细化试点审批资格条件，实行严格的试点权审批。参考文献 [1]傅伯杰．土地评价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自然资源，1990（3）． [2]刘祖云．发展社会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3][7]贺雪峰．地权的逻辑：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向何处去［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 [4]伍旭中．资源贡献条件下的农业发展与适度规模经营［J］．改革，2008（1）． [5] [美]西奥多·W.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M］．梁小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6]许锦英．我国农业规模经营的误区及其根源辨析［J］．理论学刊，2009（12）． [8]陈志勇，陈莉莉．土地财政：缘由与出路［J］．财政研究，2010（1）． [9]陈锡文．农村改革的三个问题［J］．中国合作经济，2010（6）． 作者简介：秦小建，法学博士，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教授。可以发现，这一政策虽符合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但在一定程度上却又是以农村、农民的牺牲为发展的助推力的。土地财政不是一个孤立的财政现象，它折射出在高速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土地巨大的增值收益如何在各级政府、政府的各部门、房地产开发商、农民、城镇购房者之间分配，各方如何博弈以及由此衍生的种种经济社会问题。适度的农业规模化和稳妥的农业合作化才是中国农业发展可能的出路。
第一，以维持农村稳定为基础。改革三十年，稳妥的渐进式改革模式已成为共识，任何冒进的、企图短期内就可寻求突破的改革路径，必然会引发动荡，增减挂钩政策从早期的有条件试点到现如今的大范围铺开深刻说明了这一点因为本条中的职务二字内涵如何，不但修订后的《法官法》和《检察官法》自始至终未作任何规定，而且其他法律如《法院组织法》《检察院组织法》及《公务员法》亦未作任何规定，最后当然只能任由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等院行政领导自我把控和裁夺了。
具体哪6种情形，读者检索起来易如反掌，为节省篇幅，就不在此复制原文之规定了。总之，不同审级的法官分别规定，而非笼统地规定更加规范明确。除联邦制国家外，单一制国家的地方立法机关和政府部门，都不可能制定或修改诸如《法院组织法》《检察院组织法》《法官法》和《检察官法》等组织法性质的立法。（2）开展实践性教学、研究工作，这真的属于法官、检察官的工作需要范畴？如果说研究工作属于法官、检察官的工作需要，那实践性教学无论如何都难说是法官、检察官的工作需要吧？（3）开展这种实践性教学、研究工作报酬如何计算？不管有无报酬或报酬多少，都应该说清楚，否则就难免让外界担心会出现利益输送。
在国家法秩序中，一个法条如果它不能产生法律效果，那在不同的法律法规中重复十几乃至几十次也还是无效。从修订后的《法官法》和《检察官法》上看，原本的说明性法条被转换成引用性法条现象非常普遍，兹举例证明之。
同样地，《检察官法》也是像《法官法》那样笼统地规定担任检察官必须具备的条件（第 12 、 13 条），但这种笼统之规定其缺陷是非常明显的。四、无头型法条谁来执行？ 除以上种种情形外，新的《法官法》和《检察官法》中还存在诸多被规范行为主体不明的法条，本文称之为无头型法条，这是笔者独创的一个概念。环顾当下我国各级法院和检察院，拖延办案、贻误工作现象乃是盛行已久、司空见惯之常态。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然而，以上所例举的几个条款就足以表明，《法官法》和《检察官法》的修订者，并未认真对待事实构成这个核心问题，有些条款甚至完全回避了该等问题。易言之，如果立法者不能进一步说明和解释拖延办案和贻误工作的判断标准在哪里，那法院和检察院的惩戒委员会事实上就不可能仅仅依据这八个字就来处分某位法官、检察官。因为这些概念本身就有内涵飘忽不定，随着时间、空间及地域文化变化而变化的特点，因而，立法者不大可能对它们的内涵作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清晰说明。[22]下位法立法如此之竞相复制重述上位法或其他立法上既有之规定，此诚中国立法之特色，实乃他国立法史上所罕见。
新《法官法》和《检察官法》中较为明显的复述性法条，可以举隅如下： （一）《法官法》第 7 条规定法官依法履行职责，受法律保护，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检察官法》第 6 条规定检察官依法履行职责，受法律保护，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二）《法官法》第 16 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法官遴选委员会，负责初任法官人选专业能力的审核。
三、规范性缺失之法条所当何为？ 法律应当具有某种最低限度的规则性（regularity）和确定性（certainty），在既定范围的法律体系之下，舍此即无法判断所当何为。[13]同理，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其委员如何遴选产生应该予以明确规定。
由法律适用的观点论，这种法条具有授权法院或其他主管机关为法律补充的功能。如果一定要作为一个法律概念在立法中使用，那立法者理应将其内涵通过列举等方式予以界定和说明，否则，其规范性能就要大打折扣，从而严重影响其作为法律规范应该具有的规范行为效果。检察官惩戒委员会提出审查意见后，人民检察院依照有关规定作出是否予以惩戒的决定，并给予相应处理。[23] 《宪法》第62条第7项、第63条第4项、第101条第2项、第104条，《法院组织法》第34条，《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8条第6项、第10条、第44条第11和12项等等，均是有关法法院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及法官任免之规定。遗憾的是，反观此次大修之后的《法官法》和《检察官法》，其中复述性法条绝非极个别存在。《法官法》和《检察官法》在法官与检察官职业化方面的规定至为不足，一个显而易见的标志是，关于法官助理和检察官助理，《法官法》和《检察官法》都只是在附则中予以规定，[33]而且规定得相当粗糙，如关于法官助理、检察官助理具体如何遴选、其薪资待遇如何等问题一概付之阙如。
参见葛云松：《物权法的扯淡与认真——评物权法草案第四、五章》，载《中外法学》2006年第1期。关键词: 《法官法》 《检察官法》 规范属性 宜细不宜粗 2019年4月23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法官法修订草案和检察官法修订草案。
此等规定中的提请免除之主体是谁，立法者本应当明确作出规定，至少要让我们能从本条款的上下文语境中很容易且无疑义地判断出来。是故，对于此等无头型法条，最好的方式不是为之装个头，将之激活，使之产生应然的法律规范效力，而是直接废除之。
构成性规则的性质决定了它属于自由裁量空间理应尽可能小（最佳状态是没有自由裁量空间）的强制性规则。引用性法条的主要功能，由立法技术的观点论，在避免繁琐的重复规定或避免挂一漏万的规定。
该等规定中，不但有关法官员额和检察官员额数量之规定是无头型条款，其中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内实行总量控制、动态管理之规定，同样是主体缺失的无头型规定。此等立法事实揭示，复述性法条现象不只是在《法官法》和《检察官法》中大量存在，它堪称是我国立法中的一个普遍现象，更准确地说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通病。[15] 《法官法》第48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法官惩戒委员会，负责从专业角度审查认定法官是否存在本法第46条第四项、第五项规定的违反审判职责的行为，提出构成故意违反职责、存在重大过失、存在一般过失或者没有违反职责等审查意见。[8] 之所以要为法官和检察官私人订制一部国家立法，主要是为了保障法官和检察官能走上职业化发展之路，为国家司法权能够得到中立和公正地履行提供必要的人事基础。
当多数的一线办案法官和检察官纷纷被问责，那这个法本身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能否经得起历史检验，也就不言而喻，此其一。《检察官法》第 16 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检察官遴选委员会，负责初任检察官人选专业能力的审核。
总之，有关检察长等检察官的任免主体及程序，《宪法》《检察院组织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相关条款规定得较为详尽，根本用不着《检察官法》再啰嗦一遍。或许有人说，该等条款分别位列法官的任免和检察官的任免一章，据此，这个提请免除之主体应该跟法官、检察官的任免主体是同一个主体，即同级人大或其常委会。
长期以来，我国的立法工作都是秉持宜粗不宜细的粗放型理念。所谓总量控制，动态管理云云，实际上是官话、套话，其政治意味明显强于法律规范属性。
故此，这两条可以算是引用性法条。关于忠实执行宪法和法律，我国《宪法》序言最后一段与宪法第 5 条早就有强调，《法官法》和《检察官法》根本用不着多此一举。与2017年的修订相比，2001年6月，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对《法官法》和《检察官法》的修订幅度要大得多，其中《法官法》的修正案有14个，《检察官法》修正案有15个。因为有这个五个方面的立法实例就足以证明，在诸多重要议题上，《法官法》和《检察官法》的修订规定都过于简略粗糙，宜粗不宜细的传统立法思维惯性依然贯穿着新《法官法》和《检察官法》的始与终。
除非对何谓平时考核和年度考核作出界定，并将两者具体的结合方式（比如平时考核和年度考核各占多少比重予以明确化）在本法中确定下来，否则，此等规定在司法考核实践中难以取得预设的规范效果。经过20001年的修订，法官和检察官的职业化要求获得了较大幅度的提升。
当然，这是另一问题，本文就此打住。所以，本文只能有重点地择取几个方面的问题展开讨论，而难以对其所有规范条款内容进行面面俱到的全方位检讨。
[40] 《法官法》第45条、《检察官法》第46条分别列举了6种予以奖励的情形。[20] 参见葛云松：《物权法的扯淡与认真——评物权法草案第四、五章》，载《中外法学》2006年第1期。